（原文發表于3月22日，作者是The Athletic的記者Seth Partnow，文章內容不代表譯者觀點。）

本賽季的NBA出現了一個謎團，就是：突然之間，比賽的總得分都下降了。

在今年大部分時間里的，比賽的場均得分都處于歷史最高水準后，自2月初以來，聯盟比賽的場均總得分有所下降。截至1月21日，每支隊伍的場均總得分為115.6分（場均兩隊總分略低于231.2分），這是歷史第六高的數據，也是自1969-70賽季以來的新高，而當時聯盟的場均進攻回合比現在還要多20次。

從2月1日到3月17日，該指數已經下降到了112.8（場均總分為225.5），盡管得分有所下降，但與上賽季相比，單回合的得分仍然創了歷史新高（追溯到1972-73賽季），每百回合比上賽季要高出0.7分左右，比效率歷史第三高的賽季——2020-21賽季高出3.2分。

盡管如此，但場均得分的下降也是不尋常的，因為得分總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高，但得分也有可能會在交易截止日和全明星賽期間略有下降。

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罰球嗎？截至1月31日，每場比賽兩隊的罰球數為45.6次，從2月1日至3月17日，這個數字已經降到了40.1。假設那些罰丟的球轉換為聯盟的場均數據來看，那罰球直接導致了場均總得分下降5.7分其中的1.7分。

稍微簡化一下，以兩次罰球作為一回合的話，平均每回合得1.6分，而運動戰每回合進球得分為1.1分。

關于聯盟有沒有指示裁判對比賽的吹罰方面做出調整，此前一直都有相關的報道和猜測。我無法判斷是什么導致了這個調整的出現；相反來看，我想闡明出事實——這些事實使得我懷疑起，裁判的吹罰導致了比賽出現變化。

首先我應該要承認，這些數據雖然暗示了裁判的吹罰有了變化，但這其中缺乏證據。每支球隊場均都少了一次的投籃犯規，雖然我相信這期間裁判的吹罰的確有了改變，但我不愿意過于依賴這個角度來表明我的觀點，尤其是考慮到這期間的樣本也很小。

總罰球數在減少

那么，罰球數減少是在哪方面開始的呢？盡管所有類型的罰球數都有了減少——無論是球員個犯、球隊犯規，還是防守三秒的罰球——但絕大多數的NBA罰球都來自于投籃犯規或球隊犯規。

這兩種的罰球都變少了。整個1月份，NBA每48分鐘便吹罰犯規20.5次；而從2月1日至3月17日，這個數字減少到了18.6。

有趣的是，從百分比來看，球隊犯規到數后的罰球次數，下降得比投籃犯規的罰球數更多，自2月初以來，聯盟在球隊到犯規數后的犯規吹罰，已經從每48分鐘的2.75次（即5.5次的罰球），下降到了比2.0次稍微多一點。我們可以看到更寬松的吹罰尺度給比賽的流暢性所帶來的一些連鎖效應，因為現在每場比賽的罰球時間，比之前的比賽要少了大約1分40秒。

但這是為什么呢？有能對此的解釋嗎？

如上所述，罰球次數的減少，本身就有著暗示的意義，但能導致犯規率下降的因素還有很多，無論是整體上還是部分上，很多都與裁判本身是沒有關系的。

其中的一點就是，隨著恩比德和特雷-楊等出色的造犯規球員長時間的缺陣，我們自然而然看到的犯規就少了，這個也是事實。

如果說球員個人罰球的頻率自1月31日前后開始保持不變的話，那么總罰球次數減少了17%，就可以歸因于這個因素了。換句話說，自2月1日以來，NBA整體的罰球次數比1月份要少了1600次左右，這其中有大約275次都是“某些球員缺席了”而導致的。

至少第一個觀點已經成立了，上文提到的數據有可能是多算出來的：當高使用率和高造犯規率的球員缺席時，球隊的得分也不會簡單地變少，相反，他們的使用率和罰球率會被隊友們所代替。這些隊友們的罰球率可能會比球星們要低，但他們也能造一些犯規。即便是受影響最大的76人，他們的場均罰球數也少了接近8.8次。恩比德一個人的場均罰球數為11.9，所以很明顯，他的罰球產量頂了整個隊伍的替補。盡管如此，即使考慮到了這一點，我也可以放心地去做假設：整個聯盟減少了12%-15%的罰球數，就是這些球星們的缺席所帶來的影響。

轉換進攻、進攻籃板的減少也可以解釋罰球數為什么會減少了，因為快攻和補籃往往導致罰球的機會變得更多。根據Cleaning the glass的數據統計，在1月份，聯盟有15.1%的得分來自于轉換進攻，但自從那時開始便下降到了14.8%；同樣的，聯盟的進攻籃板數量也有所下降，在1月31日時進攻籃板率為24.6%，而在隨后的一個半月里為23.8%。雖然這些變化的方向在減少罰球數的方面，看起來是正確的，但這些樣本太小了，還不足以讓我們解釋場均總得分降低的大部分原因。

減少的罰球都到哪里去了？

如上所述，罰球次數的減少是因為投籃犯規減少了。至少在三分線內，這些投籃犯規的區域分布得相當均勻。三分線外的投籃犯規率略有下降，而在底角的投籃犯規率如此之低，以至于現在投籃犯規率的變化，看起來變得很極端了——投籃犯規率下降了接近30%，這相當于自從2月初以來，每場比賽場均減少了5次犯規的吹罰。

在兩分球的范圍里，總體降幅最大的是在“拋投區域”——也就是油漆區內的非限制區。而這與犯規率的下降相匹配，這再次暗示了（雖然沒有直接證明出來），裁判員對“防守端的行動自由”方面的吹罰有了改變。

截至1月31日，根據NBA官網的數據統計來看，進攻隊員在突破時被吹犯規的概率在7.5%左右，但自2月1日以來，這個數字降到了略高于6.5%。就像罰球次數一樣，誰在場上持球突破只是這個命題的一部分，恩比德和特雷-楊都是造犯能手，他們的造犯規率都高于平均水平，但自從2月份開始，他們要么就很少上場（特雷-楊），要么就根本沒上過場（恩比德）。

二階效應

比賽的場均得分下降，有三分之一的原因直接歸因于罰球次數的減少，而剩余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場上的節奏變得稍慢了。根據數據網站Inpredictable的分析師Mike Beuoy整理的數據來看，有罰球的回合平均比沒有罰球的回合要短3秒左右。就其本身而言，這只會對整體的比賽節奏產生很小的影響，因為我們談論的情況是，每個回合都大概是在10秒左右就完成的情況下。

然而，Mike Beuoy也發現到，在2月1日之后，罰球和非罰球回合所占用的時間都要比在1月之前要更多了，這使得兩隊球員的平均持球時間比之前長了0.15秒。這可能看起來并不多，但從一場完整的比賽中來看，將罰球次數的減少和所有回合的時間變長相結合在一起，相當于每支隊伍每48分鐘減少了大約兩個回合，這大致能得出，每場比賽的總得分因此下降了4分左右。

更長的回合時間，本身就說明了犯規率的減少所帶來的變化，整個比賽的節奏可能我們無法肉眼可見地變慢，但一旦我們拆開來看，比賽節奏的減慢就顯現了出來。

誰是其中的受益者呢？

有些球員似乎比其他人受到的影響會更大——等下我們就一個個來點名——這是很正常的。比賽環境的變化自然會讓某些球員得到更多的優勢，與其在這里假設陰謀論，不如來討論裁判的判罰準則。

此外，球員罰球率的變化更多是與環境的變化有關，而不是整個聯盟的趨勢。例如，格蘭特-威廉姆斯的罰球次數是增幅最大的，但他在黃蜂的持球率（10%）比他在獨行俠的時候要高得多（微不足道的6.1%）。在獨行俠，他身旁有極具控球能力的東契奇，來到黃蜂后，格蘭特-威廉姆斯在進攻端的角色也相應地變多了（使用率從獨行俠的13.8%到黃蜂的19.9%）。

另一個例子，自從丁威迪從籃網來到擁有詹姆斯的湖人后，他的使用率從29.9%下降到了11.2%，這并不奇怪，而他的造犯規次數也大幅減少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裁判吹罰，給球員帶來了不同的影響。

在1月31日之前至少打了800分鐘、2月1日到3月17日之間至少打了400分鐘的149名球員中，有91人的場均罰球數下降了，有98人的場均出場時間下降了。有幾名球員的罰球率實際上有所提升，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值得注意的是，德羅贊自2月1日以來的場均罰球數，比在1月份多了近3.1次。威廉姆斯和烏布雷——一位替代了恩比德許多得分任務的球員——他們的罰球率也有了很大的增長。

另一面，受影響最大的兩名球員是利拉德和庫里，他們的場均罰球次數都在3次左右；其次是丁威迪、阿德巴約和福克斯，他們的場均罰球都減少了2次以上。就哪些人受到了最大影響而言，似乎沒有一個明顯的人選，在一些造犯規高手中，哈登、布倫森和奎克利的罰球數都略有增加，而東契奇和里夫斯的罰球數分別減少了1.6次和1次。

所以，這一切都意味著什么呢？

在我看來，突出的方面有兩個。首先，如前所述，從整體上看，數據顯示了在過去幾周的時間里，裁判的吹罰發生了一些變化。自然地，某些球員和球隊因此受到的影響要更大一些。也許在剩余的常規賽中，我們將繼續看到這些給他們帶來的影響。

第二點可能更有趣。從整體來看，一個相對較小的變化——基本就是每隊每場減少1次投籃犯規——運動戰得分次數的減少，比減少罰球所造成的影響要更大。這些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最后我們要說明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些改變在短期內所帶來的影響。通常這些都是發生在賽季初期，在那段時間里，對于某些違規吹罰的頻率要比以往更高，但這種情況通常只會持續一個月，而“總得分下降”狂潮所持續的時間會比這些要更長。

在常規賽剩余的時間里，這種情況是否會持續下去呢？如果是這樣的話，要如何把這種吹罰帶到季后賽里呢？對此我們還有待觀察。

原文：Seth Partnow

編譯：Jay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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