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國際足聯向中國足協授旗

特約作者｜馬德興(體壇周報副總編輯)

鳳凰網體育原創稿件，轉載注明出處

中國足球的全面潰敗，也都反饋在中國足協在亞足聯的地位里了。

中國男足在亞洲杯第一場小組賽0比0戰平塔吉克斯坦，這個慘淡開局奠定了國足在本屆杯賽上的走勢。但假設，第80分鐘時，沙特裁判沒有把朱辰杰那個進球吹掉，那也至少有一縷微光照進來。

這個判罰在亞足聯內部都存在很大爭議，是個可吹可不吹的球。當值裁判如此“細摳”規則世所罕見。國足踢得好不好，與裁判是否公平，恐怕是兩個問題。

記者可以將其理解為：國足在為中國足球一系列場外因素所引發的連鎖反應“還債”。

這么說吧，中國足球如今在亞足聯沒有“朋友”。

或許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屆亞足聯執委會，除了25名執委，以及5個亞足聯下屬地區足聯的各一名代表（注：地區足聯代表僅有參會權、沒有投票權），這30人所參加的亞足聯執委會也就是亞足聯最高議事、決策機構，30人分別來自30個不同的會員協會（亞足聯共47個會員協會），但這里面竟沒有中國代表。

1、中國“足球外交”一年前已埋下禍根

把時鐘回撥到2023年2月1日。

亞足聯在巴林召開第33屆全體會員代表大會，換屆選舉。亞足聯主席、副主席，亞洲區的國際足聯副主席、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亞足聯執委會委員等職位全部 “洗牌”。

風雨飄搖中的中國足協派出了差不多由10人組成的代表團到會，參加“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一職的競選。結果中國足協的代表杜兆才是參選7人中得票最少的，無緣當選。

亞足聯第33屆全體代表大會 中國落選理事

殊不知，這次失敗是中國足協在“足球外交”工作中嚴重判讀失誤所致。

以前，亞足聯章程中規定：一個人可同時報至少兩個職位的競選，即可以報名參加“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亞足聯某個大區副主席”或“亞足聯執委”等。但這次亞足聯在《競選規程》中明確規定：一名候選人只能參加一個職位的競選，以避免像上一個周期中一人當選兩職、導致執委會25人中呈現“雙數”的情況——

亞足聯執委會在重大事宜投票表決時都采用簡單多數的方式。人數呈現雙數時，很有可能投票表決時票數持平。所以，規則才會做出修正。

這就要求一國或地區足協在推薦候選人時需全方位評估形勢。理論上，順利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或當選亞足聯五個大區的“副主席”，都將自動成為亞足聯執委會委員；但如果競選不成功，則連亞足聯執委會中的席位都將失去。

因為中國方面在2022年5月份臨時宣布放棄2023亞洲杯賽的主辦權，這讓中國足協和中國足球的聲譽降到了歷史最低點。這種情況下，參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對中國足球已經無實際意義。因為當初競選這一職是想著為未來申辦2030年或2034年世界杯賽留存一點希望和便利，但棄辦亞洲杯賽等于告訴外界：中國已不可能有機會申辦2030或2034世界杯。況且，對于能不能選上國際足聯理事，他心里完全沒點數嗎？

當時的正確判斷應是：中國足球首先需要“保住”在亞足聯的話語權。

杜兆才

若當時只參選亞足聯執委，成功率是很高的。但參選國際足聯理事，成功率幾乎為零。若中國足球在有25人組成的亞足聯執委會中都沒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說，亞洲足壇進行重大決策時，中國足協能夠在會上發言、講話的人都沒有了！這意味著什么？

遺憾的是中國足協在競選策略上犯下了“大錯”。錯誤的代價是：這個4年周期里，亞足聯做任何決定時，壓根不帶你中國足球“玩”，中國足球也就只有“聽喝”的份。

競選失敗過后沒幾個月，以杜兆才、陳戌源為首的中國足協領導層東窗事發、在國內足壇反腐中落馬時，站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的角度，他們會不會“后怕”？

更令人尷尬的是：亞足聯執委換屆選舉結束后，讓下屬各會員協會推薦人員擔任亞足聯下屬各專業委員會的委員，而中國足協推薦的多位人士，如今也已深陷反腐案件……

譬如，被中國足協推薦前往亞足聯新一屆裁判委員會中任職的是原中超公司董事長劉軍。新的裁委會成立后已經召開過多次會議，劉軍在被查之前均因無法出境而缺席會議。于是，有關裁判事務，中國足球能及時了解和掌握相關重要信息？

原中超公司董事長劉軍

況且，即便是劉軍沒有被查，但他先前從事的工作主要是俱樂部管理和聯賽管理，與裁判專業毫無關系的工作，何以在亞洲裁判界有“人脈”？看看新一屆亞足聯裁委會中的其他委員，清一色都是裁判出身，像烏茲別克的伊爾馬托夫、日本的山岸佐知子（女）等都曾是亞足聯評選的最佳裁判，業務能力毋庸置疑。

如此南轅北轍，中國足球的裁判整體情況恐怕也就由此可見，另一方面，亞足聯會不會覺得中國足協辦事，太兒戲了？

新任中國足協主席宋凱上任后，已先后主動拜會了亞足聯主席薩爾曼、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他的外交工作注定非常艱巨。薩爾曼從2013年正式擔任亞足聯主席至今，已經在這個位置上坐了12年多了，這12年來，中國足協更換了多少任領導？從張劍到蔡振華、到杜兆才、到陳戌源、再到如今的宋凱。站在薩爾曼的角度，心里肯定有“嘀咕”：這位新任的宋先生又會在中國足協主席的位置上坐幾年？

當下中國足球的現實，決定了亞足聯各個層面對中國足球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自然在做一些可左可右的決策時，不會在情感上傾向于中國隊。何況這種“大環境、大氛圍”并不是僅僅局限于足球本身。

2、曾經有過成功的“足球外交”

我們經常說“弱國無外交?！币膊粩嘤腥颂岢鲞@樣的觀點：“水平不行、能力不行，靠‘外交’有什么用？”這恰恰是對“足球外交”最大的誤解。

一如中國想要發展，自身努力當然不可或缺，但也需要爭取一個相對和平、寬松而公正的國際大環境。足球是一樣的道理。

或許沒有多少人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期，時任中國足協副主席、同時擔任亞足聯副主席的許放“舌戰”已故的前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的一幕了。

許放（左一）

當時，中國國家隊和遼寧隊先后赴泰國參賽，被指控與賭博集團有染、參與打假球，維拉潘甚至公開點出了中國兩支隊伍的名字，引起軒然大波。后來正是由于許放的據理力爭，迫使維拉潘收回講話，并為此道歉。

而如今，中國足球面對國際上各種不利于中國足球整體形象的說法，卻絲毫沒有反映。

舉個例子。兩年前，世界職業球員協會曾公開發文，要求全球的職業球員謹慎對待中國足球俱樂部的邀請，因為中國的俱樂部屢屢存在著“欠薪”問題。除了中國之外，沙特等多個亞洲國家也名列其中。

的確，中國的俱樂部確實是存在欠薪的情況，但同樣情況下，針對世界職業球員協會的說法，沙特足協、沙特職業聯賽委員會等先后發表聲明，駁斥世界職業球員協會的說法，并譴責該協會的說法“嚴重損害了沙特足球的形象”，并保留合法追訴的權利。而中國足協什么也沒做。

國內稍微資深一些的球迷總會想起“龍哥”——張吉龍。

許放在1996年9月底因病去世，是中國足球外交戰線上的重大損失，中國足協在亞足聯短暫地進入了一個“真空時期”。中國足協隨即推薦張吉龍接替許放進入亞足聯，但張吉龍畢竟先前只是更多地扮演翻譯的角色，最初對各種情況尚缺乏經驗。

張吉龍和維拉潘

這段“真空期”給中國足球帶來了的負面影響很明顯。最典型例子，1996年底阿聯酋亞洲杯賽期間，亞足聯執委會召開會議決定2000年亞洲杯賽的主辦地，當時中國足協已經提出申請，直接競爭對手是黎巴嫩。結果，16張投票里，中國以2比14慘敗給黎巴嫩。

這次失敗讓中國足協進一步意識到“足球外交”的重要性。張吉龍后來通過努力進入了亞足聯執委會、并成功當選亞足聯副主席。張吉龍還當選了國際足聯女子委員會的委員。張吉龍確實是不負眾望，四年之后在黎巴嫩進行的2000年亞洲杯賽期間，不僅幫助中國在申辦2004年亞洲杯賽的戰役中大獲全勝，以10比6壓倒泰國拿到了主辦權，這之前更是孤身獨闖蘇黎世，幫助中國拿到了2003年女足世界杯的主辦權。

作為親歷者，記者很清楚中國是如何拿到這兩大賽事的主辦權。本來，國際足聯應該在2000年8月份就投票產生2003年女足世界杯賽的主辦地，澳大利亞當時是熱門候選。但張吉龍成功游說，讓國際足聯推遲至同年10月底再做決定。

如果在8月份就進行投票，中國足協根本就來不及完成申辦所必須的各種手續。至10月下旬的蘇黎世會議期間，身為國際足聯女足委員會委員的張吉龍重點的游說對象是同來自亞洲的另一名印度代表，此人是前印度內閣部長，張吉龍采用了先發制人的策略，希望他在執委會開始后首先發言，而且他此時強調的是“亞洲牌”，強調世界杯賽回到亞洲的好處，而不是讓中國主辦有何益處。

在國際會議上，先發言常常能搶占到先機，畢竟大家相互之間都要給個面子，一個人發表意見后，如果再有一、兩個人呼應一下，事情基本也就有眉目了。在說服這位印度委員之后，張吉龍又打起了“第三世界牌”，說服非洲和拉美國家的代表在印度代表發言后表達贊同意見。

相反，澳大利亞由于沒有人在國際足聯女足委員會中擔任委員，也無法在此前展開游說，于是，經過近2個半小時的會議之后，當挪威籍主席提出表決時，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將中國作為唯一一個候選國向國際足聯執委會推薦承辦2003年世界杯女足賽。

2004年亞洲杯抽簽張吉龍陪同亞足聯高層

至于2004年亞洲杯賽的申辦，背后是張吉龍出任亞足聯副主席后各方周旋的結果。自1996年底進行的有關2000年亞洲杯投票表決過程中泰國率各東南亞執委倒向西亞之后，有傳言稱西亞將在此次申辦中集體“回報”泰國，即讓2004年亞洲杯主辦權落地泰國。但最后的結果出人意料：西亞代表無一投泰國的票！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西亞代表在2000年3、4月間率先提出的亞洲杯“擴軍計劃”，在這個問題上，競賽委員會首先具有表決權，只有競賽委員會通過，才能提交亞足聯執委會審議通過，最終才能變成現實。作為亞足聯下屬競賽委員會主席的張吉龍從4月份開始便通過電話不斷與西亞方面進行溝通、協商。這無疑是爭取選票的好機會。

在主辦權投票表決的當天上午，亞足聯競賽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將2004年亞洲杯賽的參賽隊由12隊擴大至16隊，這滿足了西亞方面提出的“擴軍”要求。隨后的亞足聯執委會會議上，中國以10票比6票，擊敗泰國、拿到了2004年亞洲杯賽的主辦權，其中，西亞的代表全部投給了中國。

2001年十強賽，中國隊抽到了歷史性的好簽，避開了沙特、伊朗。

記者現場了解了整個過程。抽簽之前兩天，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從韓國趕赴曼谷，準備出席抽簽儀式。但布拉特一下飛機，便向時任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表示，他認為抽簽的“原則”擬定得不合理，要求亞足聯考慮重新調整。

張吉龍和時任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

當時的分組抽簽不像現在以國際足聯排名為唯一依據，當時擬定的原則是以“過去兩屆世預賽成績+最近三屆亞洲杯賽成績”為依據。根據這個原則，阿聯酋和沙特成為第一檔次隊伍，伊朗和中國成為第二檔次隊伍。這就意味著抽簽尚未開始，中國隊完全避開了伊朗隊；另一支出線熱門沙特隊是否和中國隊同組的機率，只剩下50%了。

但是，如果按布拉特臨時提出的按照“過去兩屆世預賽成績+過去兩屆亞洲杯賽的成績”為依據，伊朗隊和沙特隊就成為第一檔次的隊伍，中國隊就和阿聯酋隊成為了第二檔次的隊伍。這意味著中國隊將必然在十強賽中遭遇沙特隊或伊朗隊中的一支。

身為亞足聯副主席的張吉龍顯然非常清楚其中的厲害關系，更明白抽簽原則的變化對中國隊意味著什么。因而，張吉龍據理力爭、游說亞足聯官員。但張吉龍巧妙之處在于不是強調中國隊自身如何，而是強調：“抽簽原則是亞足聯執委會的集體決議，如果布拉特要求調整抽簽原則，等于是推翻了亞足聯執委會的決議?！弊罱K在抽簽前一天晚上，亞足聯還是堅持原先的原則，沒有聽從布拉特的意見，這才有了中國隊隨后的分組抽簽結果。

記者在2001年6月1日晚上從抽簽現場發回國內的報道所使用的標題是《上帝就是張吉龍！》，固然寫法和用詞上有些夸張，但確實是記者在現場親身感受到了我們的足球外事工作人員在幕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體壇周報當年的報道

那些年張吉龍外出參加足球外事活動，基本都是一個人，甚至“連個拎包的都沒有”，基本都是獨來獨往。偶爾會有一名足協的外事人員跟隨，但也是因為要參加相關活動。哪像最近幾年，足協的領導一出席外事活動，鞍前馬后至少五六個人、六七個人“伺候”著，跟同行交流也只能靠隨行翻譯。

本來張吉龍可以為中國足球發揮更大的作用。2012年，張吉龍以亞足聯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代理行使亞足聯主席一職（主席哈曼遭國際足聯處罰）。2013年亞足聯召開特別代表大會、正式選舉新主席時，張吉龍完全可以參與競選。但是，因為得不到有國內關方面的支持，張吉龍只能宣布放棄。那之后，中國足球的“內耗”讓足球外交“邊緣化”，張吉龍本人也被“邊緣化”。

3、中國在亞足聯“沒人了”

記者還記得，2001年中國男足出戰十強賽時，不只是張吉龍，包括亞足聯裁委會的副主席等諸多領導崗位上都有中國官員的身影。這為中國男足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外人或許很難理解記者的那種體會與經歷，因為過去20多年來，記者一直往返于國內與亞足聯總部吉隆坡。所謂的“足球外事”“足球外交”，除了在亞足聯任職的官員參與決策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塊，就是在亞足聯總部秘書處的工作人員的日常工作。

中國足球最好的那個年代，記者每每前往亞足聯總部采訪，總是可以見到不少在亞足聯秘書處任職的中國人，最多時差不多有10人。因而，各種信息也能夠源源不斷。但如今再前往亞足聯總部，雖然偶爾還能見到，但也就那么兩三位。

中國足協主席宋凱與亞足聯主席薩爾曼

疫情之后，亞足聯總部秘書處的韓國人日益多了起來，這恐怕與全面負責亞洲競賽事務的副秘書長是位韓國人有很大關系。差不多20年前，這位副秘書長也就僅僅只是一位秘書處競賽部的普通工作人員，但如今終于“熬出頭”了。所以，哪怕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競選國際足聯理事會理事連續兩次失敗，但似乎并沒有影響到韓國在亞洲足壇的地位。

韓國隊也有成績作為支撐，各級隊伍都“拿得出手”?？墒牵l又能說，韓國足球這些年來的發展與韓國自身“足球外交”無關呢。

“外交無小事”之于中國足球，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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